一、西方经济学的自然哲学指导思想“误区”：新的阶段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指导的转换

自然哲学认识论自17世纪西方三大科学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能量守恒、物质不灭）以来，一直在指导自然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领域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自然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指导社会科学研究居于主流地位。它逐渐形成社会学家研究科学性评价的酷掣。

“实际上，早在18世纪，社会哲学家就试图以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思维抓住经济学方法，使得社会和行为现象也可以进行类似物理学与数学一样的分析与类聚。他们争辩说，大数定律可以将复杂的社会行为过程归纳为简单的可以分析和预测的机械过程。在19世纪，孔德（Comte,1830-42）在其《实证哲学教程》(PositivePhilosophy)一书中将新的社会科学（孔德自认为是他发展起来的）打上了“社会物理学”的标签”。

１、经济学是社会物理学吗？“社会行为人并不是无觉性的完全靠外力作用而移动的物体，他们被看作自主的有价值意识的力量似乎更为合理一些。否认，人们又如何能让他们按物理的机械方式预测自己行动（如自然物质运动一样）呢？如何能使无数的个体在各自的追求（包括特异的目标）时，令人信服的认为，它服从物质分析的大数定律呢？”

人文世界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并且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人类社会人文世界依托物质世界形成、存在与发展时，往往具有本体性。比如，按照十七世纪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类文化学家洛克、霍布斯关于族群心理学与儿童成长心理的人类文化分析：谁能确定一个民族在一个幼儿的成长心理中不能形成先入为主的文化价值模式及其价值行为定向的塑造？而自始至终发挥动物本能的行为呢？。所以，文化世界的本体性往往在人类价值模式形成及定向完成时，即对于社会运行体系的特点进行了塑造。它往往有异于物理世界运行规则，这样研究人文世界对于经济与管理分析得一亦即显得格外重要。

２、三层世界的内在联系：经济学都需涵盖。如果我们从整个宇宙基本要素来看的话，就不会以物理学的观念来思考人文世界的问题。应该把眼界放宽致整个世界构成的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运行的三层次（物质世界、制度世界与人文世界）

人文世界的研究是包括社会经济与管理等学科的分析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文世界的研究不能建立于物理与生物界运行规律基础上进行研究，虽然各个世界是相互作用与密切联系的，但是每个世界（物质、制度与人文）层次的运行规律都具有独特性。物质世界与生物世界是物理运行的，而人文世界内部却不采用物理运行的规律，就象保罗罗莫教授对知识经济中的递增规律论述的那样，他具有派生性与递增性。

自然哲学经历了实验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进化主义哲学等自然哲学认识论后，诸多社会科学家从文化人类学、社会史观、民族行为心理学及伦理学等社会哲学认识论角度寻找更为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合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虽然时至今日，人文社会哲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十七世纪苏格兰文化复兴运动代表人物洛克、霍布斯以后），但是，自然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在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上却一直居于主流。那么，什么来指导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在日益工具化的社会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研究应该获得怎样的哲学指导，走出怎样的轨迹呢？

二、从经济学到管理实践中的学科交叉的轨迹：人文学科思维渗透于经济管理应用分析体系

１、人文社会哲学思想发展指导如何指导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人文社会科学介入经济管理体系分析

作为文化：“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宗教信仰、群体组织和其它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

中国传统哲学看待事物的运行规律具有独到见解，即非理在事先也非“事在理先”而是“理在事中”和“事在理中”。

“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与精神世界的指导与发展是同时进行的，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创造人类文化，人文世界就产生了。所以，人是物质世界与人文世界创造与改造的主体，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需要从认识主客体人的行为动机、制度体系及人文远景驱动开始”。（见，赵渤著:《人为价值论纲：价值运行原理与企业价值增长机制》，2005）。

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化人”假说对人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这在特伦斯E迪尔（TerenceDeal,1982）和阿兰A肯尼迪（AllenKenedy,1982）在1982年写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一书中得到阐述。企业行为与人性精神层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

２、从经济学到管理实践中的学科交叉的轨迹：人文学科思维渗透于经济管理应用分析体系

新经济形态使企业价值结构发生了改变。“企业的价值构成中更多地体现为组织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整合与外部资源的内部化上。由于经济形态的演变，传统的价值分析框架、企业的概念、市场行为的战略模式和企业成功的衡量理念与方法面临着挑战。传统的以货币衡量企业在产业组织中的财富关系的分析模式暴露了它的难以忽视的不足之处”。（见，赵渤著:《人为价值论纲：价值运行原理与企业价值增长机制》，2005）。

（１）西方企业价值管理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企业价值管理的研究成果）

西方关于企业价值的相关文献始于六十年代，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理论方法的探讨，形成百家争鸣局面。进入九十年代后新经济形态下产业组织衍化开始影响企业价值构成（包括基于企业行为内涵的价值概念）、企业战略行为、规划及管理模式设计与分析，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处于新的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阶段，传统理论研究在实践中面临着尴尬局面。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统一第一次出现了空白。

企业价值增长的理论在应用中使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分析手段结合起来。体现为经济学与管理学与经济学交叉发展的几个阶段

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的企业战略管理。企业的价值增长管理来源于对战略管理的研究与分析。20世纪60年代美国战略学家安索夫的《企业战略》一书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与历史背景。在迅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是要跟上环境的变化，调整企业经营管理的观念，才能在动荡的环境中立足和生存。战略管理研究在70年代获得发展。战略因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并为企业适应环境而服务，它是企业适应社会环境发展与变革的产物。

企业在产业组织活动中的量化分析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价值评估理论、金融工程、实物期权理论、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以及不确定决策等相关理论的随着产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而迅速发展起来，为企业理论的日臻完善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持。它代表了在复杂的产业组织活动中，企业理论从定性指导到定量指导的飞跃。

企业竞争优势与价值链。1980——1985年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竞争优势》等著述相继出版，是影响西方国家企业竞争理论的一系列力作。他提出超越竞争对手的决定性优势，将公司分为各个环节的价值链，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与竞争保持绝对的一致。这种新型的公司管理理念具有了价值管理的前沿性研究的某些内容。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竞争定位并不是企业成功的唯一尺度。因为每个公司需要匹配自身的价值潜力实现价值增长，而不避免涉及内部价值与外部价值、短期价值与远景价值的战略整合。

企业的价值管理与整体价值。上世纪80年代末管理的战略思维发生了转变，主要反映在价值潜力、核心能力和整体价值与价值增长等观念上的更新。企业价值的管理原则概念于1986年由雷帕波特提出，1989年由戈麦兹与韦伯使其发展。价值潜力与它在公司倍增的观念于1992年由庞姆平提出，指公司在增长缓慢与停滞时期需要利用每一种甚至还没有开发出来的发展潜力，重新优化定位其在产业组织结构中的战略经营单位。使公司不仅仅在发挥潜力方面获得成功，而且增加企业的能力，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必要的影响。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提出了核心能力的概念，要求企业的整体实力与各个经营单位竞争能力应该突出在企业的核心能力上。为了开发这种核心能力每个经营单位的智力资源都要为这一全面整体的价值增长服务。自迈克尔波特开创了价值链的战略管理以后的几年中企业的价值管理获得了了学术界的认识，但主要集中于企业的内部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战略优势管理的整合上。这种管理具有企业战略管理的特点。

（２）对企业价值主体的扩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对企业价值管理的研究成果）：经济分析要素进一步渗透于管理分析之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对企业价值管理的研究成果的进展，经济学与管理学进一步融合，企业的价值主体与对象获得扩展，经济分析要素进一步渗透于管理分析之中

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价值管理。杰克默林（JackMurrin）认为：股东价值对于就业、社会责任、环境等的重要性历来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往往争论的焦点在于“股东与利益人（STAKEHOLDER）的价值哪个更重要？美国与英国历来的目标就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荷兰国家法律规定公司的治理重心应该放在企业的生存，而不是代表股东追求价值，而德国与斯堪的维亚国家的公司治理机制也有类似的规定。虽然如此，他探讨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最佳方案，虽然不同国家对企业管理的价值趋向不同；他认为价值创造是衡量一个管理团队绩效的最佳标准。企业的价值创造要使企业的每一个经营者真正成为价值的管理者。

利益相关者价值与社会责任价值管理。瑞士圣盖伦大学教授彼德戈麦兹提出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1998年著《整体价值管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一章就提到经济成就——环境的可持续性——社会责任与整体价值管理的新视野，他的价值管理思想是结合了传统的价值管理思维——财务管理与战略管理为一体。主要目标不是获取竞争优势而是获取公司整体价值提高的新目标。战略思路是起初增加股东价值，最后增加利害攸关者的价值。

“企业的环境正发生着令人迷惑复杂快速的变化。企业的权利正在由内部转向外部，正在由管理层向自由市场转移，趋向于在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而这种权利转移的结果将成为决定企业最终竞争力的核心因素”。

而20世纪后几乎所有的企业决策者都开始认识到，企业价值的决定并非来源于企业内部，而来源于人文社会体系中，包括社会责任在内的人文价值内涵对于企业价值的塑造与企业战略生存都起到至关重要的地位。企业从本质上是人文社会体系有机运行的必要一环。而人文社会体系的发展趋势往往来源于人类自物理世界、制度世界发展的升华，从人文世界价值判断中获得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的认识。

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曾坦言：任何组织都必须做好准备，抛弃其以前所做的每一件事。

（３）多学科对企业价值管理研究内容的扩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多学科角度对企业价值管理的争鸣）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融合使社会现实问题中众多应用性解决方案被提了出来。这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从多学科角度形成对企业价值管理的争鸣。多学科对企业价值管理研究内容的扩展：

生态学角度研究企业的经济价值。在企业价值管理这一领域既富有理论性和突破性、又富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论著尚为数不多。美国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领域的国际权威、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迈里克弗里曼（AMYRICKFREEMAN）就经济环境学界的热点，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系统地研究了环境资源的价值，是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权威。其1993年出版的权威著作《环境与资源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介绍了环境价值的经济学分析与计量方法。对从多学科角度研究企业价值管理的是一个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的学术成就④。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著《生态经济学》（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5月1版）在中国古老的文明所蕴涵的生态平衡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所获得的启示，提示人类与自然生态平衡对立的经济活动必然带来人类的惩罚，从而提出经济活动的价值伦理问题，这是对中国古老文化哲学的价值观的现代价值在世界范围的提倡与巨大认可。

社会伦理与文化对企业价值的研究。美国近几年出版的《领导、伦理与组织信誉案例战略的观点》⑤是经济管理在该领域研究的一部前沿性著作。他不仅仅从战略的高度突出了伦理与组织信誉的概念，提供了维护组织信誉的理论框架，还附之以具体的案例材料。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世界知名的管理行为学和领导科学权威，两次获得麦肯西基金会“哈佛商学院最佳文章奖的约翰科特（JONEPKOTTER）与詹姆斯赫斯克特（JAMESLHESKETT）著《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CORPORATECULTUREANDPERFORMANCE）⑥研究了企业文化如何契合于企业组织、产业组织、竞争结构、社会环境等，使企业文化因素推动组织创造更大的价值。1998年2月美国学者史蒂文霍华德著《公司形象管理——21世纪的营销售制胜之路》（Coperateimagement_AMarketingDisciplineforthe21stCentury）⑦。研究了组织的文化与变革的环境的关系、组织形象如何体现价值等内容。

（４）产业组织衍化与企业的价值管理（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新的经济形态与企业价值管理）

信息化经济与企业的价值创造。1998年帕特里克沙利文出版了《用智力资本赢利：通过革新获得价值》，2000年美国作家温宁格出版《体现价值》（FULLPRICE：COMPETITIONGONVALUEINTHENEWECONOMIY）谈到在信息经济时代如何使价值最大化，并将经营理念固化为一个系统，体现在组织的价值创造中。2000年帕特里克沙利文出版了《价值驱动的智力资本》⑩。阐述了智力资本的概念与公司价值的创造过程。提出了智力资本管理框架、智力资本与价值链、知识型公司的评价、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及公司的价值创造与传递等研究成果。

产业组织信息化与企业的价值创造。新的经济环境使企业价值的增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小的公司战胜大的公司、转型速度快的公司战胜速度慢的公司、新公司战胜老公司，没有一个公司的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不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根本因素，也不是企业未来生存的关键因素。如何适应环境推动企业的整体价值增长，是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问题。2000年美国作家彼德基恩、马克麦克唐纳著《E流程优势——创造互联网时代的客户价值与商业财富》⑧，提出关系的价值网络的构架，如何创造关系价值的环境，提出了外部资源价值的内部化等问题。认为关系价值与客户价值对创造企业的价值优势的具有重要作用。

三、谁来指导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从经济学与管理学应用中的融合看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

１、价值增长的困惑：从经济学到管理看社会物理学的质疑？

历史上，西方人文学者习惯于以自然哲学研究成果作为方法论为指导研究人文科学，从而造成人文学领域没有自己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如果借用自然科学已有的概念，那么，人文社会科学应该是没有自己的认识论的，但是人文社会科学自从19世纪开始独立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体系。

“能量物理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增加原理认为，对于一个孤立的物理体系，由于热的传递，物体系内的温度会逐渐趋于一致，由于物体系的温度的一致，就不再有可以做功的能量，这也就是一个物体系的“熵”增加到最大的数值，这个物体系也就死了。这就叫“热寂”。物理学这这个重要规律，在18世纪就已经引起人们的忧郁，即：地球和宇宙会不会也同样因为热寂而死亡？到上世纪随着世界性能源的短缺而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熵”的增加原理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思考方法[1]。

我们关心的是按照社会物理学的解释随着价值的不断创造，“熵”的增加原理对价值的创造能获得什么结论呢？随着价值的创造，物质是否会热寂呢，价值创造是否会从此不再？物质化经济人的价值创造会给带来了什么结果，而我们能从这个原理中得到什么启示？”[2]

２、什么来指导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从经济学与管理学应用中的融合看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了历史——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莎士比亚说：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西方人性行为动机分析主要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为边沁主义传统的享乐主义的价值追求；另一种为１７世纪苏格兰文艺复兴运行深入发生时期形成的功利主义思潮。享乐追求最大化的概念一直为经济学所应用，而功利追求最大化为管理学做推崇。但这两者都不构成人性行为分析的最高成就。享乐主义在经济学中体现为物质效用论的发展与应用。西方管理学界以社会“人本化”的观念为起点发掘社会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在20世纪30年代后开始繁荣，体现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两种，表现在勒温（KurtLewin，1890—1947）的团体动力学场论、梅奥（georgeEltonMayo,1933）的人际关系学说，马斯洛（AbrahamH.Maslow，1943）的需要层次理论、麦克雷格(DouglasMcGregor,1957)的X—Y理论、赫兹伯格(HerzbergF,1966)的双因素理论、弗鲁姆（VictorH．Vroom，1969）的期望理论、麦克里兰（McClelland，1975）的成就动机理论、等。从这些视角研究社会行为人人文价值思维对其价值行为动机的影响，通过研究人的价值行为的导向研究管理”。